读书笔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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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读书笔记，是我在学校读书时，应某门课的作业要求而写的。读完 Tiago Forte 的这篇文章 后，感觉这套读书方法很合自己的口味，便决定实践之，一来检验自己学习的成果，二来为这个内容贫瘠的平台添点料，三来巩固一下自己的读书所学，兼为拓展拙文中因偷懒而没有展开叙述的内容，补好 loose ends。

关于 Tiago Forte 这篇文章的文章，我也在少数派上写过，同样搬到 博客 上来。

为保证阅读体验，方便索引，本文添加了章节标题。文中除错别字外，不会进行改动。新添加内容，会单独启段，专门叙述。文末参考文献按照课程要求，使用 MLA 格式，而非翻译专业一般要求的 APA 格式，本文亦不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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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¹ Theo Hermans 教授来北外做讲座，我有幸聆听。Hermans 教授在阐释译者能动作用时，引用了 Mona Baker 的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中的相关理论，解释翻译过程如何将一种公共叙述中的文本、表述，移植到另一种公共叙述之中，以实现特定目的。这一理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便决定阅读 Baker 的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读后发现，该书很大程度上是讲座中内容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对于理解现实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观作用有很大帮助。有鉴于此，我便深入阅读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一书，并撰写本读书报告。

由于本书标题中出现了两个含义极为宽泛的词，Baker 在导言中便分别对「冲突」（conflict）和「叙事」（narrative）两个词先下了定义。冲突无所不在，包罗万象，一切双方因目标、利益、价值观不同而相互贬损的行为，都可以称为「冲突」。但本书明显更侧重于「冲突」在人们脑海中最常见的印象，即政治冲突和武装冲突（political, armed conflict），并主要以这些情形为例子，阐释理论。谈及翻译与冲突的相关性时，Baker 指出，二者至少有四点联系。首先，宣战需要沟通，也就需要翻译；其次，战争中需要言语交流、政治宣传，因而需要翻译；第三，需要向全世界阐明己方的正义性、合法性，面向不同语言的受众；第四，调停战争的会议需要译员才能进行。此外，冲突之前，翻译也为冲突气氛的蓄积、传播贡献了相当的力量。

本书副标题为「A Narrative Account」，点出了本书观察翻译现象的切入点——叙事（narrative）。Baker 将本书所涉「叙事」，限定为社会学、传播学语境下的「叙事」概念，而非语言学中的「叙事学」（narratology）。这样的叙事，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也是Baker此书选择此作为切入点的重要理由。首先，叙事在其传播过程中，可以将某一观点规范化（normalization），从而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成为不容置喙、为社会所公认的观点。其次，叙事不是铁板一块，能够因时而变，所以能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改变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由此，Baker 将视角从叙事转向翻译，认为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叙事，从而具有叙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第二章

本书正文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第 2-5 章）介绍与叙述相关的理论，后半部分（第 6-7 章）则着重探讨各种叙述中翻译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中，Baker对本书所使用的叙事分析框架进行了描述。本书中，叙事指「我们赞同并用以指导行为的公共和个人的『故事』」（public and personal ‘stories’ that we subscribe to and that guide our behaviour）。Baker 提出，叙事可以分为文学叙事和科学叙事两种。科学叙事尽管形式上更为客观（如最为客观的叙事为统计数字），但同样会传达出对某一事件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如19世纪的一些科学研究，套用科学术语，试图以出生、生长所在的地区，证明白人社会地位高、黑人社会地位低，便是套用科学理论，为种族歧视声辩，并使之合理化、规范化。单一叙事未必反映真实情况，而叙事本身又具备建构「真实」的能力。本书侧重于叙事的政治意义，而其中反映最明显的是支配与抵抗之间的斗争关系。强势文化的叙事占支配地位，但弱势文化可以利用强势文化的叙事，来挑战强势文化本身；而强势文化为维持支配地位，也会利用弱势文化的叙事手段，来巩固自身的支配。

第三章

第三章中，Baker 考察了叙事的四种类型，即本体叙事（ontological narratives）、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s）、概念/学科叙事（conceptual/disciplinary translation）和元叙事/主导叙事（meta-narratives/master narratives）。

本体叙事依赖于其存在的集体叙事，因为集体叙事提供了本体叙事所需要的词汇、符号、语言结构等。因为本体叙述极强的个体特征，其翻译也会对译员造成极大挑战。例如，英国杜伦大学「Access to Justice」法律口译项目中，口译员在翻译虐童案件时会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Hermans教授的讲座中，也提到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取消后，口译员会经历「第一人称移情」（first-person displacement）的情况，受到叙事者的感染。

公共叙事指范围大于个体的机构传播的故事，可能会与本体叙事相抵牾，也可能会因本体叙事而变化（如南非政府在种族隔离政策取消前后对曼德拉的刻画，从恐怖分子到民族解放英雄），还可能会因时代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从过去的主张同化，到如今的主张保留少数文化）。翻译过程中，译员可能会接受并巩固公共叙事，也可能会接纳反对观点，反其道而行之。

概念叙事指社会学科乃至所有学科分析问题时，所用的词汇说法。这一节，Baker 主要关注概念叙事对其他类型叙事造成的影响，主要批评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在翻译学研究中滥用的情形。同样，译者在翻译时，也可以选择接受并传播现有概念叙事，或者质疑之。

元叙事中，「每个人都是当代历史的参与者」，元叙事本身反映了时代最宏观的主题，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关系、个体与社会间的矛盾、自然/野蛮与文明间的冲突等，本身横跨相当长的时间，覆盖范围广。

第四章

第四章中，Baker 引用了 Somers & Gibson（1994）的叙事分析理论，提出叙事具有四个特征，即时间性（temporarity）、关联性（relationality）、因果情节组织（causal emplotment）和选择性利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时间性体现出叙事的连续性，而叙事内元素的安排决定了叙事的意义。由于不同文化对于时间的概念不同，有些场合也可能格外强调时间因素，但叙事，特别是本体叙事，往往由于回忆的因素，对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记忆不清，因此，译者可以在翻译时为其中一方强调时间的必要性，以实现更好的叙事效果。

关联性指出，人类无法理解孤立的事件，也无法理解杂乱拼凑起来的诸事件。事件、叙事的理解，有赖于适当的组织构成。而特定叙事中特定成分的使用，则会唤起人们不同的感受。例如，在一部讲述巴以冲突的纪录片中，描述巴勒斯坦人遭遇袭击的场面时，英文字幕对阿拉伯语原文有一些改动：

原文直译：We are still pulling out martyrs from underneath the ground.

英文字幕：We are still pulling victims out of the rubble.

原文直译：We have mentally retarded people who have been martyred; we have disabled people who have been martyred; we hav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martyred; we have women who have been martyred.

英文字幕：They killed some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children and women in the camp.

可以看出，英文字幕将阿拉伯语中的「殉道」（martyr）一词改为「受害者」（victims）或「被杀」（killed），避免了「殉道」一词在宗教极端主义兴起的环境中，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避免引起对原教旨主义、恐怖袭击等的联想。

因果情节组织是在关联性基础上的更进一步，赋予组成叙事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帮助受众理解。翻译过程中，也可以通过调整关键成分，改变因果情节组织。例如，美国一名法庭翻译在处理一起与巴勒斯坦人有关的案件中，就因为一系列模棱两可的词语而苦恼：「鹰嘴豆」（hummus）发音类似「哈马斯」（Hamas）；jihad 一词首字母大写为「圣战」，不大写则泛指斗争，等等。任意成分的解释，都会造成叙事结果的极大不同。

选择性利用指构建叙事时，会有选择地选用某些材料，排除另一些材料。这种选择既取决于叙事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取决于构建叙事的人受到何种公共叙事影响。例如，一些学生在练习一段关于二战伤亡人数的材料，听到纳粹屠杀了 2500 万俄国人时，有两名学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因而没有翻译。（按：可结合 Facebook 针对彩色苏军插红旗照片的处理讨论——虽然有些离题。）

第五章

在第五章，Baker 借用了 Bruner（1991）的理论，补充了前述的四条叙事特征，引入了特殊性（particularity）、普通性（genericness）、规范性（normativeness）与累积性（narrative accrual）。

特殊性指叙事一般针对特定的人和事，而体裁性则表明，所有的叙事都符合「体裁故事大纲」（generic story outline），有一定的范式。但叙事范式有时会因文化不同而发生变化，翻译时可能会改变故事的发展方式和大纲，甚至于颠覆叙事的体裁，包括改变原叙事体裁，以符合目的语叙事规范；以及保留原叙事体裁，无视目的语体裁规范中的差异。

规范性包括符合规范和背离规范两部分，同时体现在叙事中，但背离规范的同时，又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能起到相应的反制作用。例如，一部关于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纪录片中，英文字幕对一句话做了修改：

原文直译：What can I say, by God, by God, our home is no longer a home.
英文字幕：What can I say? Not even Vietnam was as bad as this.

这个例子就同时体现了符合规范和背离规范：纪录片播放时（2000年），美国观众对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情况并不了解，译者便运用越南战争的叙事，帮助实现沟通目的；而这种叙事的构建，本身又背离以色列所倡导的主流叙事。

累积性指一系列相关叙事反复出现，最终塑造文化、传统或历史。累积的对象可以是前述的任何一种叙事类型。

作为社会翻译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Baker 在书中着重介绍了译者、出版商、编辑等角色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作用。Baker 将这种作用描述为「构建」（framing），尤其特指对叙事的构建。构建本身具有模糊性。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将一系列反对自身的暴力行为概称为「恐怖主义」，引来其他国家效仿，相当于架空了这一词语的本来含义。

但认可构建的主观作用，并不意味着构建不受任何制约。构建必须处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对于翻译而言，一方面应当遵守这种语境，另一方面又可以使用特定方式，绕过语境限制。Hermans 教授的讲座中，就提到利用副文本来表达译者自己的观点、构建新叙述，此处不再赘述。专就叙事构建而言，译者可以采用时空构建的方法，将文本置于不同时空，以凸显叙事效果，并引导读者将叙事与现实联系起来。构建叙述时，文本也可能被选择性利用，如公共叙事压迫与之不符的本体叙事，不允许某些作品出版、翻译；但译者也可以选择性利用某些材料，以反制公共叙事，如鲁迅和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多选俄国、东欧作家的作品。Venuti（1998）认为，这些国家地位与中国相似，但其文学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选用其作品可以改变中国在当时地缘政治中的从属地位。

构建过程中也会用到标签（labelling），指示叙事中的关键元素，从而影响叙事的效果，引导受众对叙事的反应。不同叙事对同一事物可能用不同的标签，从而构成叙事之间的对立。例如，韩日争议岛屿，韩方称「独岛」，日方称「竹岛」，中国媒体播报时，往往会说：

前不久，韩国总统李明博突然高调登上了韩日间存在主权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视察，引发了日本方面召回大使的强烈抗议。在短短的几天里，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领土争端相继激化。这让我们不得不把视线投向日本海上那两座荒凉的小岛，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如何成为韩日两国的纠纷焦点的？两国是如何围绕着它明争暗斗，韩国又是如何将其控制在手上的？它的得失，又能给关注钓鱼岛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凤凰网，2012）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维持在韩日争端之间的中立地位。但正如上例中标注，中方对中日争议岛屿「钓鱼岛」的名称，则不会附上日方「尖阁诸岛」的称谓。事实上，综合考虑钓鱼岛争议，中国媒体优先选择韩方称呼「独岛」，附上日方称呼「竹岛」，可能也传达出中国方面对日方就钓鱼岛采取的一系列行为而做出的抗议。

第七章

第七章中，Baker 提出以「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来评估叙事。叙事范式理论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并非完全依靠推理，而是通过以理性或感性的方式解读叙事来进行。理解的基础则是「充分理由」（good reasons），即人们接受叙事的理由。在此观点下，叙事的具体评估标准是连贯性和忠实性。连贯性主要包括叙事内部结构是否合理、采用素材是否全面、涉及人物是否性格一致三点。忠实性则包括理由逻辑和充分理由逻辑两部分，并利用两种逻辑分别评估叙事的理推理和价值观。这一范式的优点在于，其主要考虑价值观在叙事选择中的作用，比起传统的理性推理模式，更适合分析当今冲突之中的口笔译行为。

随着人们的交流变得深入而广泛，翻译活动作为交流的载体，在形式和目的上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传统语言比较的范畴有时很难解释一些翻译现象，反映出语言本身已经不再是翻译时的唯一考量。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翻译现象，能够凸显翻译活动中译者等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更好地体现翻译活动的本质和目的，不仅有助于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也能助力相关诸学科的进步。Baker 教授的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一书着眼政治领域的冲突现象，便想必能够为国际政治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从而体现翻译学这一跨学科领域的独到作用。

参考文献

Baker, 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Bruner, Jerome.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1, 1991, pp. 1-21.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4, pp. 37-99.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韩日「独岛（竹岛）」领土争端始末.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dudao/. 2018 年 7 月 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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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其事久远，按笔记上的时间来看，应为 2018 年 6 月，具体日期由于笔记文件曾被编辑，已不可考。 ↩